1979年2月17日凌晨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广西和云南的边境地区出发，迅速对越南北部的多个目标展开攻击。尽管越南对中国的行动有所警觉，但并未预料到中国会在此时以如此规模和强度进行进攻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中国将战争局限在边境，并提前做了多种情况的准备，这一细节使得战事一开始就偏离了越南的预期。

在1978年12月，中央军委决定对越南进行自卫反击，各军区迅速进入战备状态，由许世友和杨得志分别指挥东西两线的作战。虽然准备时间相对紧迫，但由于中国军队长期驻扎在南部边境，对地域情况非常熟悉，加之后勤和交通的同步安排，使得集结兵力的不便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克服。

当时的越南军队虽然战斗经验丰富，并在抗法和抗美战争中积累了对山地作战的经验，但由于主要兵力被调往柬埔寨，国内能够迅速反应的力量却相对薄弱。越南当局错误地判断中国会采取有限的规模，并低估了中国的反应能力。

中国的行动并非一时冲动，而是在经过多方面的审慎考量后做出的决策。越南大部力量集中在柬埔寨，给予了中国可乘之机。同时，中国在南线和北线都加强了部队部署，以应对苏联的潜在压力，确保了行动的隐蔽性和战术的灵活性。

在外交上，中美关系的改善也促成了中国采取行动的顺利。中国强调了边境安全与有限目标，而外界对越南的支持未能及时转化为实质性军事援助。

中国的“特别力量”不仅指代新型武器，而是由多个主力部队及支援单位组成，形成了东西两线同时展开推进的局面。尽管兵力集中且方向明确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装备和训练的不足，但解放军的进攻依然面临重重困难，越南军队在熟悉的地形中进行顽强抵抗。

许世友曾强调：“任务要完成，部队也要带回来。”这说明中国的战斗目标在于打击越南北部的军事设施，而非长期占领，以促使越南重新评估其对华政策，避免战争升级。自开战至3月初，解放军相继攻占老街、高平、同登等地，并于3月5日攻克谅山，但没有继续南下进攻，决定于3月16日完全撤回部队。

这一决策让外界感到诧异，按传统思维，应继续扩大战果，但从战略来看，进一步推进可能导致后勤问题加剧和军队伤亡增加，同时刺激苏联采取进一步行动。而战争的结束也揭示了解放军在装备和协同作战等方面的不足，虽然越南未能如愿抵挡，却给中国军队带来了宝贵的教训。

逐渐地，中国并未将此战视为简单的胜负，而是在80年代开始的军队改革中，注重从数量扩张转向质的提升。虽然主战阶段结束后边境仍然紧张，交战持续多年，但1979年的快速进退实际上是一场在复杂外部环境下对战争界限、国家安全及军队改革的集中检验。